Thursday, January 2, 2014

全球最具“智慧”的一张照片

第三排:奥古斯特·皮卡尔德、E. Henriot、保罗·埃伦费斯特、Ed. Herzen、Théophile de Donder、欧文·薛定谔、E. Verschaffelt、沃尔夫冈·泡利、沃纳·海森堡、R.H.福勒、里昂·布里渊
第二排:彼得·德拜、马丁·努森、威廉·劳伦斯·布拉格、Hendrik Anthony Kramers、保罗·狄拉克、亚瑟·康普顿、路易·德布罗意、马克斯·波恩、尼尔斯·玻尔
  第一排:欧文·朗缪尔、马克斯·普朗克、玛丽·居里、亨得里克·洛仑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罗·朗之万、Ch. E. Guye、C.T.R.威尔逊、O.W.里查森

  这张照片是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参加者的合影,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第二张照片,能像这张一样,在一幅画面内集中了如此之多的、水平如此之高的人类精英。索尔维是一个很像诺贝尔的人,本身既是科学家又是家底雄厚的实业家,万贯家财都捐给科学事业。诺贝尔是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科学奖金,索尔维则是提供了召开世界最高水平学术会议的经费。这就是索尔维会议的来历。
  照片的前排,坐着的都是当时老一辈的科学巨匠,中间那位当然谁都认识,那就是爱因斯坦,他其实应该算一个“跨辈份”的人物。左起第三位那个白头发老太太就是居里夫人,她是这张照片里唯一的女性。在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当中那位老者是真正的元老级人物洛伦兹,电动力学里的洛伦兹力公式,是与麦克斯韦方程组同等重要的基本原理,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里的“洛伦兹变换”也是他最先提出的。
  左起第二位则是量子论的奠基者普朗克,他在解释黑体辐射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量子”的概念。这一排里还有提出原子结合能理论的郎之万、发明云雾室的威尔逊等,个个堪称德高望重  第二排右起第一人是与爱因斯坦齐名的“哥本哈根学派”领袖尼尔斯·玻尔,玻尔第一个提出量子化的氢原子模型,后来又提出过互补原理和哲学上的对应原理,他与爱因斯坦的世纪大辩论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玻尔旁边是德国大物理学家玻恩,他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
  再往左,是法国“革命王子”德布罗意,他提出了物质波的概念,确立了物质的波粒二象性,为量子力学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德布罗意左边,是因发现了原子的康普顿效应而著称的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
  再左边,则是英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他提出了量子力学的一般形式以及表象理论,率先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创立了量子电动力学。这一排里,还有发明粒子回旋加速器的布拉格等。
  第三排右起第三人,就是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的创立者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也是他提出来的。他的左边,是他的大学同学兼挚友泡利,泡利是“泡利不相容原理”和微观粒子自旋理论泡利矩阵的创始人。两人同在索末菲门下学习时,经常不按老师的要求循序渐进,而是自搞一套,老师竟也完全同意并鼓励他们这样做。
  右起第六人,就是量子力学的波动形式的创立者薛定谔,量子力学里薛定谔方程,就像经典力学里的牛顿运动方程一样重要。薛定谔还是最早提出生物遗传密码的人 。
  以上这些人物,是二十世纪物理科学的最杰出代表,他们在量子论和相对论两个方向上所做的贡献,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时空观念。在知识界可以这样说,不懂得这些思想的人,基本上可以视为落后于这个时代。他们大多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奖之所以被公认为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实际上正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前期,年年都授予这些人,从而确立了这项奖金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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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anuary 1, 2014

《华尔街的狼》:好莱坞推崇的三级流氓大片(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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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早就嚷嚷着去看《华尔街的狼》。我说,华尔街不就是那些东西吗,大家都知道的,有啥好演的。儿子说这个片子可不一般,最近美国各大报纸都有评论报道,早已炒作的沸沸扬扬。我说,不就是骗弱智股民的钱吗,难道能比庞式骗局更邪恶?儿子也说不出所以然。我也懒得去读这个关于叫卓丹贝尔福德的男主角的故事。只是印象中这个人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小的说成大的,把破产的说成成功的,就那么凭空从股民那里赚了一大笔钱,最后犯了法,进了监狱,然后写了这本自传,被电影公司看重,花大钱买了版权,拍成电影。据说,现时美国民众没事时都在谈论这个片子呢。儿子学校没有放假前,同学们就都在盼着看这部电影。毕竟,看看人家,连坐牢时都可以赚到大钱!我也有点好奇:这个片子,情节如此简单,到底为何会一演就是三个小时?仅凭想象,我断言这个片子一定有些乱七八糟的和华尔街操作无关的东西。但我太懒,懒到看之前绝不会动动手指到网上查查这个片子的具体内容。但我听说,男主角是那个当年因一部《泰坦尼克号》而一举成名的里奥那多敌卡布里约(但愿这样的翻译不会引起异议,呵呵)。这个演员早失掉了当年的“纯情”和英俊,这几年“成熟”地贼快,越来越象个玩世不恭的大叔,但凭心而论他演得东西往往还有点看头。 最后,儿子发布“命令“,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必须去看。好好,我说,就算舍命陪君子!

上星期四公映,决定星期五去。结果那天偶然从水前区的电影院前路过,看到一片“车海”,着实给吓住。就决定改天。这不这个星期一,就计划看下午五点一场的,估计那时没上班的该吃饭了,上班的都还在下班的路上,断定这个时间人最少。

结果人的确不多。但有些人来的竟和我们一样地早!原想好位子还不任我们挑?计划不如变化,我们早,还有人比我们更早!当然,最后坐的位子还算不错,二十分钟的等待也算值。有次看电影来的比较晚,就只好坐最前面的位子,仰得脖子都酸了。还有次坐在很偏的地方,看三维的,就觉得人的尺寸始终不对劲。多年看电影的经验告诉我们,坐的位子很重要,好片子想早些过瘾,就一定要早来电影院,找中间靠后的位子,为此是可以做出一些牺牲的:诸如在中间出入不方便,又诸如要等较长时间了等等。

美国电影的广告越搞越不象话,从5点差10分到5点20,竟然一放就是半小时!有的人还看得津津有味的,比如我的儿子。他看预告片就象看正片一样精神集中,平常都没看到他对啥事如此专著。我则利用这段时间整理我的手机电话号码。有事做,时间还过的快点儿。

电影开头,就让我倒了胃口。要让我给此片评级,一定是三级。不出我所料,此片真正讲股票的内容不算多,主要内容集中在描述此君发迹后过着如何荒淫奢靡的生活,然后一步一步走向犯罪。看此片初始就在想:如此疯狂的行径,简直是一群疯子嘛,不出事才怪。 要我说,这片子描绘的东西太荒淫!片子开始不久,出现了一只大梨子,至少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只梨子,结果却是女人撅着的光屁股。。。。。。太恶心了。那年《色戒》上演时着实在中国人中引起轰动。记得和几个女人关起门,偷偷看了原版的色戒,以为挺黄的。和此片比,这《色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人家《色戒》毕竟是关起门来偷偷地做,这里可是明目张胆到处做:水房,办公室,飞机上,华尔街上临街的玻璃电梯里。此片简直把华尔街办公室描述成堪比色情场所的淫窟,大白天在办公室群交,群魔乱舞!在此片里,女演员光屁股露乳简直和吃饭一样随意,嘿嘿。想当年汤维妹子因露乳,乳头被评说太黑,多年不被重用,跟人家此片中的演员这随意劲儿比比,这不是太冤了吗?还是好莱坞哟,与众不同,要黄就黄到家!而且还能把黄片很严肃的宣传成正片,大片,吸引了无数的“无辜的”观众。我这还没提其他一些令人瞠目的镜头呢,简直是说不出口!这片子的语言也极其下流,主角们张口离不开那个发字。卓丹和他父亲关于女人“丛林”那段对话让人大跌眼镜,观众中发出窃笑。还有,那位小三,卓丹的二任妻子,不穿底裤勾引丈夫的对话也够人难为情的。。。。。。 多次想用手挡住儿子的眼睛,捂住他的耳朵,都被他拨开,太晚了,儿子已经看到了听到了!这种肮脏的东西对儿子这样纯纯的小青年会是什么影响?真的很担心。

更令我担心的是毒品被宣传成在华尔街做事必不可少的东西。主角吸食白面的镜头比比皆是,好象他的“成功”和用毒品分不开。毒品让他高,让他减压,让他思路快,让他有效率!而最后他想戒就戒掉了。我看完电影后,跟儿子说,人家西方人跟咱们东方人基因不同,人家抗毒品的能力比较强,好象一般要戒也容易,据说小布什,奥巴马当年都用过毒品,人家现在不都没事吗?可中国人不同,就说早年的鸦片吧,本是源自国外的,而受害的却是中国人,中国人沾上毒品的,好象非死即残,比如大侠霍元甲吧。。。。。。我唠唠叨叨地说,可儿子不耐烦地挥挥手,嫌我多余。这些年,我没有过分担心儿子的学业问题,却一直担着心,怕他在学校里染上坏习惯,不断地打预防针,描述毒品的可怕。可这部片子,会不会是洪水猛兽,会不会一下子冲垮我多年筑起的心理防护强墙?太晚了,电影已经看了,现在只好交叉手指,祈求上帝保佑,保佑儿子不会受太多负面影响!

注意到一个现象,当年《色戒》上演时,铺天盖地的中文报道多是关注此片黄的一面,众人流着口水大谈特谈露的尺度问题,做的角度问题,真真假假问题。。。。。。而没有多少人注意其他的内容,诸如搞间谍,舍身取义的美好情操,等等。而《狼》片呢,则相反,看看美国报纸的评论吧,看看预告片吧,此片的“黄”的身份完全被掩盖,黄的成分也都被过滤或“故意”忽视,不谈好象就真的不存在似的!美国媒体有本事啊,就这么把这部堪比三级片说成是不可不看的经济大案片,生生地把人“骗”进影院,尤其是单纯的象张白纸的年轻人。进了影院,才看到庐山真面目,想抽身已来不及。说来说去,还是中国人实在一些,诚实一些,老土一些,也可爱一些。美国人的陷阱太隐秘,故作镇静的“演技”出神入化,装无所谓,见怪不怪的本事超强,圆滑到让我说什么好呢?这让我想起《皇帝的新装》,那个极具讽刺的寓言故事。

以前看过的好莱坞大片多有积极向上的东西或感人的东西。而此片好象正相反!真后悔带儿子去看了这部片子 。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也是无奈的事,我不陪他去,他也会和同学一起去。那样可能会更糟。

依我看,这次,好莱坞实在是不着调,不靠谱!竟让这色情片蒙混过关,只 rated R.

小三二任,一看就是个gold digger。


 以此种方式私运美钞,有些滑稽吧?

疯狂的里奥那多大叔!
 
 更疯狂露骨的在后面呢。。。。。。

 差点没认出这位大叔来,Matthew McConaughey 老了!


 这个女人此时有点象芭比娇娃,可能是最淫荡的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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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淫,毒品,妓女 -“华尔街之狼”观后


圣诞期间,又有一部好莱坞大片“华尔街之狼”(Wolf of Wall Street)上映。这部由派拉蒙(Paramount) 公司投资,Martin Scorsese导演,著名演员Leonardo DiCaprio主演的影片,耗资一亿美元制作,首周票房一千八百五十万,差强人意,远远低于同期上演的哈比人第二部(The Hobbit: The Desolation of Smaug)。哈比人第二部那一周的票房达到了近三千万。但在此同时,“华尔街之狼”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影片奖的提名,Leonardo DiCaprio获得了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华尔街之狼”海报
“华尔街之狼”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Jordan Belfort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华尔街上的一名股票经纪。九十年代初,他创立了Stratton Oakmount 公司,以大力推售廉价分币股票(penny stock)而大获利润。在Stratton Oakmount 公司鼎盛时期,它有超过一千名的雇员,股票出售总价超过了十亿美元。但是,这种所谓的廉价分币股票完全是一场骗局,它造成了投资者两亿美金的损失。Jordan Belfort于1998年因交易欺诈与洗钱被起诉,在他与联邦调查局(FBI)合作并提供他人犯罪的证据之后,他被轻判,只服刑22个月就出狱。在狱中,他起了写书的念头。出狱后,他的两本回忆录“华尔街之狼”(Wolf of Wall Street)和“抓住华尔街之狼”(Catching the Wolf of Wall Street)先后出版。电影“华尔街之狼”就是根据Belfort的回忆录改编的。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华尔街的批评不绝于耳。而“华尔街之狼”是自那以后第一部较为真实,深入地挖掘华尔街丑闻,披露华尔街蛀虫的影片。

“华尔街之狼”全片长达2小时59分,大大超过一般影片的长度。但我在观看过程中,丝毫不觉得影片沉闷,冗长。全片结构紧凑,情节起伏,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灵。

“华尔街之狼”剧照,Belfort在他的私人游艇上

全片对华尔街丑闻的揭露确实是触目惊心的。当Belfort初进华尔街,还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年轻股票经纪时,他的老板午间带他到高档餐厅用餐,并告诉他“在这里,成功的关键是:手淫(masturbation),毒品(cocaine),妓女(hookers)”,并当场在餐厅吸毒。这样的“启蒙教育”令人不寒而栗,而Belfort也是遵循这样的“启蒙教育”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Belfort到廉价分币股票公司任职时,已能将他在以前学到的推销技巧熟练运用,他在电话中口舌如簧,向不知情的顾客推销垃圾股的一幕,连同事都听得目瞪口呆。当Belfort 自开公司后,立即向雇员面授一套欺骗顾客,鼓动他们买入垃圾股的基本程序。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到,股票经纪那一套信誓旦旦,貌似诚恳的语言,都是骗人的鬼话。Belfort的公司初获成功之后,他与前妻离婚,在将与模特儿结婚 前夕,决定举办一个单身汉派对(Bachelor’s Party)。他包了一架飞机,飞往拉斯维加斯,机上,除了公司的员工外,还有多名妓女。不但飞机的钱,连妓女的钱也是公司支付的。但如果观众细细一想,就会想到这些钱,都是不义之财。机上,公司员工与赤身裸体的妓女胡闹的一幕,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事实上,整部影片,都充斥着给人以强烈刺激的镜头。这其中包括Belfort多次的吸毒镜头,吸毒之后的疯狂,和妓女鬼混的镜头,让女人全身上下绑满钞票准备将朝钞票带往瑞士的镜头,以及豪华游艇在地中海风浪中沉没的镜头。全剧对豪车,豪宅,豪华游艇,美女,奢侈的生活方式,有许多描写及渲染。

“华尔街之狼”剧照,联邦调查局探员在Belfor的私人游艇询问他

“华尔街之狼”上映后,引起了一阵批评之声。有人认为,影片中没有出现任何受害者,即那些买进廉价分币股票而损失惨重甚至是终身积蓄的投资者,没有展现这骗局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些受害者绝不会有心情观看这样一部电影。有人还认为,影片不但没有谴责Belfort的丑恶行径,反而将他作为影片的主角,美化和渲染了他的敛财能力和奢侈生活。有人更进一步认为,今日的青少年看这部影片,会崇拜剧中的主角,羡慕他的成功和生活方式。

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能尽然同意。毋庸置疑,全片对豪华奢侈,挥金如土,美女加毒品的生活方式,确有过分渲染之处。但这些描写,毕竟与剧情和人物有关,同时,这也是多数好莱坞大片的共同特点。一部影片,毕竟不是一部明确地告诉观众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道德教材。影片,是用艺术的手段和方式来表现真实的生活,让观众自己来作出判断。我觉得,“华尔街之狼”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全片描写了Belfort是怎样从一个尚带几分天真的年轻人,在华尔街的“教育”下,变成一个贪婪,狡诈的金融业蛀虫。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Belfort 初进华尔街,和他的第一个老板吃饭时,还带着几分稚嫩,一点都不懂华尔街的规则。当Belfort应聘廉价分币股票公司,听到出售这种股票的佣金高达50%时,大为惊讶。但是,渐渐地,他学会了华尔街的规则,再加上他巧舌如簧的才能,最终他成为了华尔街的顶级蛀虫。他不但会骗顾客,也会骗员工,还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和联邦调查局探员周旋。这种演变的进程,令人震惊。这使观众看到了在金钱和欲望的驱使下,在华尔街这样的环境里,从人变为魔鬼是多么容易。我觉得,作为成人观众(顺便说一句,这确实是一部“青少年不宜”的影片),我们能通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这一残酷的现实。

Belfort在自创的Stratton Oakmount公司里,鼓动雇员

当然,有人会认为,在片中,受害者完全未出现,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形象也显得单薄,苍白,正义未得到伸张。但是,如果在影片中展现大快人心的场面和结局,反而会消弱影片的现实意义。在现实中,Belfort被法院判决赔款受害者1.1亿美元,但他只支付了一千一百万元。在他出狱后,他靠出版两本回忆录又赚了一百七十万(电影版权还能赚钱),但只有一小部分款项用于支付受害者。金融诈骗,隐蔽复杂,查处此类案件,费时费力,取证艰难,往往诈骗者难于得到应有的惩处,受害者最终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千上万投资者损失惨重,但华尔街上,只有寥寥几人入狱,而大部分投资者的损失也无法追回。现实生活,就是如此残酷。

值得一提的是: Leonardo DiCaprio 在影片中的表演颇为出色。我们最早记得的他,是“Titanic”中那个略带青涩的大男孩。而这部影片中,他展现了成熟的演技,把一个金融蛀虫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特别是醉酒和吸毒品后的疯狂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被提名为最佳男演员奖,确实名副其实。

“华尔街之狼”作为一部好莱坞大片,比之其他大片,其最大的特点是它贴近生活,揭露了华尔街隐秘不宣的一面。许多好莱坞大片,包括“指环王”,“哈比人”等,距离当今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远了,尽管这些大片耗费巨资,有精致的情节,宏伟的场景,有卓越的特技造成的令人惊叹的效果,但是,它们难以真正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不知别人如何,就我而言,我甚至不能记住这几部大片的基本情节。我更愿意欣赏“华尔街之狼”这样的影片。

“华尔街之狼”所讲诉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二十年后的今天,华尔街上的金融欺诈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其手段更加多变,装饰更加华丽,隐藏更加深邃,影响更加巨大。和今日的骗局相比,Belfort 当年的骗局只是小巫见大巫。在金钱和欲望的指使下,更多的不法之徒设下种种圈套,骗取投资者的财富。“华尔街之狼”的编剧Terence Winter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指出:“我们没有吸取教训,事情并没有改变”。这意味着,华尔街上的欺诈,还将正常地继续进行下去(Business as usual)。怎样杜绝华尔街的蛀虫,影片没有提供答案,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也没有现成而容易的答案。但是,影片从文艺作品的角度,揭露了华尔街上这些丑陋的传统,环节和内幕。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就此而言,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观赏的影片。

Monday, December 30, 2013

The Stranger Who Changed My Life: The Taxi Driver and the Doctor

The Stranger Who Changed My Life: The Taxi Driver and the Doctor

When a taxi driver asked one simple question, he transformed his family's future.


For 28 years, three months, and 12 days, I drove a New York City taxi. Now, if you were to ask me what I had for breakfast yesterday, I probably couldn’t tell you. But the memory of one fare is so vivid, I’ll remember it all my days in this world.
It was a sunny Monday morning in the spring of 1966. I was cruising down York Avenue looking for a customer, but with the beautiful weather, it was kind of slow. I had stopped at a light just opposite New York Hospital when I spied a well-dressed man dashing down the hospital steps. He was hailing me.
Just then, the light turned green, the driver behind me honked impatiently, and I heard a cop’s whistle. But I wasn’t about to lose this ride. Finally, the man reached the cab and jumped in. “LaGuardia Airport, please,” he said. “And thanks for waiting.”
Good news, I thought. On Monday morning, LaGuardia is hopping, and with a little luck, I could get back-to-back fares. That would make my day.
As always, I wondered about my passenger. Was this guy a talker, a mummy, a newspaper reader? After a few moments, he started a conversation. It began ordinarily enough: “How do you like driving a cab?”
It was a stock question, and I gave him my stock answer. “It’s OK,” I said. “I make a living and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sometimes. But if I could get a job making $100 a week more, I’d take it—just like you would.”
His reply intrigued me. “I would not change jobs if it meant I had to take a cut of a hundred a week.”
I’d never heard anyone say such a thing. “What do you do?”
“I’m in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at New York Hospital.”
I’ve always been curious about people, and I’ve tried to learn what I could from them. Many times during long rides, I’d developed a rapport with my passengers—and quite often I’d received very good advice from accountants, lawyers, and plumbers. Maybe it was that this fellow clearly loved his work; maybe it was just the pleasant mood of a spring morning. But I decided to ask for his help. We were not far from the airport now, so I plunged ahead.
“Could I ask a big favor of you?” He didn’t answer. “I have a son, 15, a good kid. He’s doing well in school. We’d like him to go to camp this summer, but he wants a job. But a 15-year-old can’t get hired unless his old man knows someone who owns a business, and I don’t.” I paused.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hat you might get him some kind of a summer job—even if he doesn’t get paid?”
He still wasn’t talking, and I was starting to feel foolish for bringing up the subject. Finally, at the ramp to the terminal, he said, “Well, the medical students have a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Maybe he could fit in. Have him send me his school record.”
He fished around in his pocket for a card but couldn’t find one. “Do you have any paper?” he asked.
I tore off a piece of my brown lunch bag, and he scribbled something and paid me. It was the last time I ever saw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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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vening, sitting around the dining room table with my family,I pulled the scrap from my shirt pocket. “Robbie,” I announced proudly, “this could be a summer job for you.” He read it out loud: “Fred Plum, N.Y. Hosp.”
My wife: “Is he a doctor?”
My daughter: “Is he an apple?”
My son: “Is this a joke?”
After I nagged, cajoled, yelled, and finally threatened to cut off his allowance, Robbie sent off his grades the next morning. The fruit jokes continued for a few days, but gradually the incident was forgotten.
Today
Two weeks later, when I arrived home from work, my son was beaming. He handed me a letter addressed to him on richly embossed paper. The letterhead read “Fred Plum, MD, Neurologist-in-Chief, New York Hospital.” He was to call Dr. Plum’s secretary for an interview.
Robbie got the job. After working for two weeks as a volunteer, he was paid $40 a week for the rest of the summer. The white lab coat he wore made him feel a lot more important than he really was as he followed Dr. Plum around the hospital, doing minor tasks for him.
The following summer, Robbie worked at the hospital again, but this time, he was given more responsibility. As high school graduation neared, Dr. Plum was kind enough to writ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for college. Much to our delight, Robbie was accepted at Brown University.
He worked at the hospital for a third summer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 love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s college graduation approached, Robbie applied to medical school, and Dr. Plum again wrote letters attesting to his ability and character.
Robbie was admitted to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and, after getting his medical degree, did a four-year residency specializing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r. Robert Stern, the son of a taxicab driver, became OB-GYN chief resident at 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Some might call it fate, and I guess it was. But it shows you that big opportunities can come out of ordinary encounters—even something as ordinary as a taxi ride.

Irving Stern, 92, still lives in Brooklyn. Robbie—now Dr. Robert Stern—and Dr. Plum exchanged Christmas cards every year until Plum’s death in 2010. Dr. Stern is currently an OB-GYN specialist at Health-Quest Medical Practice in Fishkill, New York. His son is a cardiologist; his daughters are an endodontist and an attorney. “This may all be due to Dr. Fred Plum, whom I will never forget,” he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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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7, 2013

全球色情网站年终汇总:美国得了个奇葩第一

http://tech.creaders.net/newsViewer.php?nid=597267&id=1327849

美国在科技领域又取得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领先地位。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Pornhub近日公布的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在线色情内容通过移动端进行观看。

该报告中有几个数据非常值得玩味。为了证明数据的权威性,Pornhub首先公布了该网站年度访问量情况:平均每小时168万次,今年全年总访问量约为147亿次。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桌面电脑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色情内容观看平台,占据了Pornhub总访问量的51%,远高于移动端40%的访问量份额。然而在美国,可能是因为智能手机普及度较高,其移动端访问量居全球第一,高达52%,而平板电脑也贡献了10%的访问量。

  此外,该报告中还有很多其他数据值得关注,比如色情内容观看时间与节假日和重大体育赛事的关系、一周中哪一天访问量最高、一年中哪一个月访问量最高以及各国的访问量。这些数据为分析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间等因素对色情内容消费习惯的影响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Saturday, December 21, 2013

世界正被推向下一场金融危机

 http://www.creaders.net  2013-12-20 07:37:01  纽约时报

伦敦——2008年10月初,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三周之后,我在巴黎与欧元区国家的领导人见了面。他们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视而不见,而是认为如果欧洲受到波及,那要归咎于美国——也就是说解决危机是美国的责任。我无法说服他们,在即将违约的打包销售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中,有一半被卖到了欧洲,而且实际上,欧元区银行的杠杆化程度比美国的银行更高。

尽管20国集团随后在2009年认定,需要一些规则来监管如今全球一体化的金融系统,但各国的领导人们过去五年都在进行回避,纷纷采取单边行动,让全球协调成为空话。我们已经忘了从危机中学到的最基本教训: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从上一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世界各国的银行家们正把我们推向下一次危机。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iles)预测每七年爆发一次金融危机。他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造成2008年危机的大多数问题——过度借贷、影子银行和不顾后果的放贷——现在仍然存在。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银行家们仍然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承担风险。与此同时,影子银行业务——类似于银行、但所受监管更少的金融机构从事的投资和贷款服务,这些业务的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59万亿美元扩大到了71万亿美元。

  并非只有欧洲的领导人存在这些认知盲点。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业已经增长了20%。2009年之后,亚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的三倍,而其资本增速仅为后者的一半。

  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出如今的借贷状况与危机前的信贷繁荣的种种相似之处。我们看到,人们对短期资本市场的依赖与最终导致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冰岛的多家银行,以及雷曼兄弟崩溃的情况如出一辙。

  尽管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全球开启了对华投资的新机遇,这也增加了全球经济对中国银行业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风险敞口。中国的信贷总额已经较2008年的9万亿美元增加了一倍有余,达到23万亿美元,这个增幅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业的规模。信贷在中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突破200%,而2008年为135%。中国的信贷增长现在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日本和2008年以前的美国都快,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影子银行业。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称,中国的企业负债与中国的年度国民收入相当。

  尽管亚洲如今拥有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与1997年印尼、泰国和韩国发生金融海啸时不同,我们的命运全都紧密相连。如果中国的经济放缓,由于出口减少和价格上升,亚洲其他国家将受到双倍的打击。他们将面临着大萧条般的经济下滑。

  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亚洲也许不是最脆弱的。泰国的金融机构似乎过度依赖短期的外国贷款;而在印度,10%的银行贷款已经成为坏账或者需要重组,印度的银行到2018年将需要190亿美元的新资本。

  如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未来几年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会不会面面相觑,互相询问,为什么上一次危机之后我们没有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只是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是应该抓住机会,制定全球规则:银行必须拥有多少资本;相对于其资本规模,放贷规模能有多大;以及它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披露负债状况。

  美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突显了我们在2008年危机后的反应中最初的魄力,以及最终的脆弱。沃尔克规则是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法的组成部分,它禁止吸纳存款的美国银行参与短期的自营交易。但是这类操作在欧洲仍被允许。拉美和亚洲的监管则更加脆弱。

  跨国银行需要国际规则。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警告的,如果没有国际规则,跨国银行将“通过转移业务、改变公司结构和重新设计产品来逃避监管”。
  2009年4月,当我在伦敦担任20国集团峰会主席时,我们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未来在一个大陆上发端的金融危机将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新的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负责设定全球标准和规则。

  差不多五年过去了,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及了在银行资本结构调整和风险披露方面“不均衡的进展”。到目前为止,20国集团监管影子银行的计划仍然只是计划。卡尼说,尽管全球规模达6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正在受到监管,要满足新的最低资本和披露要求,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找到一种实现跨境合作的方式”。

  简而言之,世界各国领导人希望避免的——由临时推出的单边行动所滋养的全球金融大混战——恰恰正在发生。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只顾眼前利益、缺乏全球化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并且缺乏触及既得利益的勇气,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下一次危机。

  作者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是英国工党议员,曾任英国财政大臣、英国首相。  
翻译: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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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December 8, 2013

纽约时报:博士毕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http://www.creaders.net  2013-12-07 18:53:14  纽约时报

最近一个星期天下午,在曼哈顿上西城一家全食餐厅(Whole Foods)的长桌旁,一场月度会议如期举行。待所有人坐定后,组织者拿出一袋薯片放在桌子上,随即开始处理内部事务,比如募集捐款,但她并没有执意要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的处境不太好,”她说 .

一位与会者回忆说,有一年她的年收入只有9000美元,日子过得很苦。“多年的贫困生活让我精疲力竭,”她说。她的邻座插话说:“阿门,我的姊妹。”

  如果碰巧偷听到他们的谈话,或许你会惊讶万分地获悉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点:令人敬畏的学术造诣。围坐在桌子四周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位语言学家和十几位其他领域的学者。大多数人拥有博士学位,还有几位或即将完成,或中途放弃。所有人都在研究生院苦读多年,但要么是出于个人选择,要么是因为客观环境,几乎所有人都未获得他们孜孜以求的终身教授席位,一位获得教职的幸运儿也萌生退意。现在,一个名叫“多面手博士”(Versatile Ph.D.),旨在支持博士生寻求非传统职业的团体让这些博士生齐聚一堂。

  一轮自我介绍结束后,与会者三三两两地聚拢在一起,互相交流求职故事和技巧。一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研究古代宗教的32岁男士,身穿一件印有其雇主(一家财经网站)名称的T恤衫;他向一位即将完成论文的女物理学家宣扬这份工作的种种好处。目前在一家私立名校任教的历史学家,给一位最近获得美国研究学位的博士提供在哪里寻找招聘广告、如何包装自己的建议。这位毕业于2012年的年轻博士名叫亚当·卡皮塔尼奥(Adam Capitanio),近三年来一直在美国东北部寻找学术性工作,他至少已经申请了60份工作,但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争取到。卡皮塔尼奥目前在一家学术性出版机构当助理编辑,正尝试着制定一项长期计划。“在获得这份工作前,我几乎快绝望了,”他说,“这份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让我有时间弄清楚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事情。”

  卡皮塔尼奥博士的经历绝非特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1年的一项调查,35%的博士学位获得者——43%的人文学科博士——在完成学业时没有签下就业意向书。有望走上追求终身教职这条路的博士预期不到一半。许多人自愿选择另一条路径,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薪水,更直接地接触世界,而这些东西似乎是撰写专著和终身教职委员会所不能给予的。

  亚当·卡皮塔尼奥,密歇根大学美国研究专业博士。工作:博格翰图书公司助理编辑。卡皮塔尼奥博士读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研究,总共在研究生院学习了九年。他说:“读到一大半时,我才意识到就业市场有多惨淡。” Kirsten Lu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博士毕业生数十年来一直面临类似的就业形势,但在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把博士学位和令人满意的非学术性工作挂起钩来,甚至开始反思博士生教育的目的。“这个问题本身不那么新鲜,”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会长黛布拉·斯图尔特(Debra Stewart)说。“但我想说,出现现在这种反应肯定是前所未有的。”

  除纽约以外,包括费城、芝加哥和洛杉矶在内的其他7个城市也组建了多面手博士小组。丰富的在线资源帮助博士们把他们的学术资历转化为个人履历,然后向非学术类雇主推销自己的技能。这些曾经的学者可以在《学术复苏编年史》(Chronicles of a Recovering Academic)和《前博士汇聚地》(Dr. Outta Here,需警惕淫秽内容)等博客上找到同道中人。

  变革的精神甚至已经开始在象牙塔内部扎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去年春天举办了一个名为“超越学术界”的会议,邀请从咨询到生物技术等各类领域获得成功的博士发表主题演讲。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生中心也计划举办类似活动,该中心于今年2月份成立了一个职业规划和专业发展办公室。

  在人文学科,这一问题尤为迫切。对于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博士生来说,产业界早已是一个可行的就业选择。但研究俄罗斯文学或中世纪历史的学生在其专业领域并没有多少显见的职业选项。甚至在大学校园内部,他们也经常面对各种质疑其专业意义的问题,更遑论校园以外了。

  8月份,学术交流研究所(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题为《脱离束缚的人文学科:支持终身教职之外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研究》的报告。首席研究员卡蒂娜·罗杰斯(Katina Rogers)在这份报告中探讨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概念——学术替代性职业(alt-ac)。这一术语及其Twitter话题标签已经获得广泛传播,除了受聘于政府机构的历史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等非学术性工作之外,它还可以指代非教学岗位的校内工作,比如行政人员和图书管理员。

  罗杰斯博士认为,学术替代性职业与其说是一个在哪里工作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如何工作的问题——“如何凭借最初让你产生读研冲动的那股求知欲,运用诸如研读文本、探究历史和书面论证这类与从事学术研究相同的技能,完成手头的任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称赞这个新词为通常悲观的替代性职业讨论注入了一股“正能量”。学术替代性职业风潮认为,非学术性工作并非万不得已的备用计划,而是双赢选择:博士生能够依凭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技能应对一切挑战,而不是继续蛰居在象牙塔之中。

  卡伦·尚顿(Karen Shanton)曾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sity)探索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她目前就职于为议员提供超党派分析的全美州议会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给予她一份为期两年的研究员职位。该协会在2011年创建了一个公共研究员计划,以帮助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生进入非营利性和政府机构工作。

  尚顿博士表示,博士教育经历“绝对”有益于她的工作,因为除了熟稔大脑运行机理知识之外,她还可以发挥自身的写作和思维技能。“这的确是一份非常棒的工作,因为它具有学术性工作的许多好处,”她说。但“政治类工作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她目前的工作重点包括拟定选民身份法律。

  虽然学术替代性职业的前景相对乐观,但一些心灰意冷的学术界难民欣然接受了他们所称的“后学术职业”身份。一家名为“如何离开学术界”(How to Leave Academia)的网站最近发布了一份《后学术职业生涯宣言》,其基本取向是,“坚信目前的体制是有缺陷的、残忍的、不可持续的,因此不可能直接参与其中。”这种观点认为,博士项目使用虚假的承诺,引诱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最初是助教,然后是收入微薄的副教授,而所谓的终身教职只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

  “后学术职业生涯前景劝阻人们不要攻读研究生课程,”这份宣言的作者劳伦·怀特海德(Lauren Whitehead)和凯瑟琳·米勒(Kathleen Miller)如是写道。此外,米勒博士还以笔名“神经衰弱的劳伦”(Lauren Nervosa)和柯勒·贝尔(Currer Bell,这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曾使用过的笔名——译注)撰写了一篇博文《我憎恨我的后学术职业:当你无法获得完美的后学术职业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在文章中写道:“毕业,离开学术界,搬到一个新城市,开始一份新工作,然后憎恨它?嘘!让我告诉你——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个成功故事。”2012年完成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后,米勒博士无法获得一份学术性工作,她目前正准备创业,开展生涯培训事业。

  在斯坦福大学,一些教授敏锐地意识到研究生院的开发潜力,但坚信它的价值。他们目前正尝试着鼓动有意义的变革。去年,该校六位教授撰写了一份引发热议的白皮书《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的未来》,建议重新设计课程,从而让人文学科博士为“学院内外各种有意义的,对于社会生产和个人都有益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同时建议减少攻读学位的时间——目前获取博士学位往往需要近十年光阴。

  在这份白皮书的作者之一、德语教授拉塞尔·A·伯尔曼(Russell A. Berman)看来,承认这些切合实际的迫切需要是一种责任。“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一种智力事业,”他说,“但大多数参与者都处在一个他们也不得不做出职业选择的年龄。”他补充说,“学术性就业市场非常羸弱,以至于各个院系的教职员工根本就不可能一切如常地开展教学工作。”

  但他并不认同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博士生太多了。“我认为,对于那些热衷于钻研某个主题的人来说,接受博士教育是有益的,”伯尔曼博士说,“我认为它也有益于社会。博士生能够以多种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这些教授呼吁斯坦福大学资助各院系设计替代性职业准备计划,并缩短攻读学位的时间。人文与科学学院征集相关建议,但予以响应的院系寥寥无几。与此同时,一些新建立的项目开始帮助人文学科博士在硅谷和高中寻找工作。

  其他院校也在酝酿一些举措。整体来说,这些举措或许会逐渐改变博士生的预期。

  虽然纽约大学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无需应对与人文学科博士项目同样惨烈的存亡问题,但他们也开始尝试拓宽其博士候选人的职业选择。在过去几年里,这所学院已启动了两个孵化器项目,第三个项目也即将开启。这些项目为博士生提供场地、法律服务和营销咨询以促进创业。负责研究和技术事务的副教务长库尔特·贝克尔(Kurt H. Becker)表示,“相较于职业生涯基本上已经明确的博士后或助理教授工作,”这是“一条让博士生拥有更多掌控权的职业路径。”

  实践网络项目(Praxis Network)由八所大学的“数字人文”倡议行动组成,主要侧重于研究生教育。该项目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合作、技术和项目管理技能,以帮助他们做好担当教授职位以外角色的准备。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数字研究员计划(Digital Fellows Program)的学生在第二学年,每星期需要花费15个小时参加一个选定的项目和相关活动。一位历史学家完成了一个名为“数据挖掘外交:对国务院外交政策文件的计算分析”的项目。研究员还设计网站,并面向其他学生组织系列研讨会,所有这一切都与传统的人文专业学习体验——独自一人在书籍成堆的房间里埋头苦学——大相径庭。

  “我们的确打算通过这些实验重塑博士生教育,反思我们传授给学生的技能,”该项目负责人,英语教授马修·戈尔德(Matthew K. Gold)这样说。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伊桑·瓦特拉尔(Ethan Watrall)负责运营隶属于实践网络项目的文化遗产信息计划(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cs Initiative)。“我尝试着消除博士生因无法获取终身教职而背负的污名,”他说,“这并不重要——谁在乎呢?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真正了不起的。”

  他认为,研究生院的文化已经开始改变:“主要是因为对于改变,大家有着迫切的需求。”
  不过,变革才刚刚开始。“学院是一艘大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调转方向,”他说。
  丽贝卡·图赫斯-杜布罗(Rebecca Tuhus-Dubrow)为纽约时报书评和《Slate》等媒体撰稿。

  作者REBECCA TUHUS-DUBROW2013年12月07日。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1月3日。  翻译: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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