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磊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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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不喜欢有准备的去做节目，喜欢随性而发！按部就班的做节目，尽管完美无暇，但是太假。正如庸俗为实，高雅为虚！
　　2、在商场我是个十足的小人，惟利是图、卑鄙下作，捉住别人的口袋投其所好是我的本性，自尊与利益面前徘徊是我的挣扎，做真爱会客室之后，我发现原来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方式中人也是可以真实的！听众需要的不是救世主，不是温馨的港湾，而是心灵真实的回归，因为在虚伪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承受太多！
　　3、我不想成为臭名昭注的主持人，更不奢望成为所谓的正人君子，因为我做不到，只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智者，清醒的过自己的日子！酒后简单的三段文字，诠释我真切的灵魂！
　　4、每一个生命都有残缺，不必做太多比较，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做完全统一，物竞天择，未必强者生存，宽心接受享受美好过程！
　　5、你们注意了没有，今天张杰走，在快男里就两个人没哭，一个是姚政一个是苏醒，知道什么人才不哭吗？就是那种关心的是比赛结果而不是唱歌的垃圾，所以他唱歌没有感情！
　　6、世界上还有你这样贱的女人！
　　7、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责任感就根本不需要活在这世上。
　　8、你觉得你很没自信？可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有自信了。因为你敢打电话给我啊！
　　9、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彼此羡慕，然而，如果你真正的翻开每个人内心的封页，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活得都很无奈，当你不懂得爱情的时候，爱情却与你擦身而过，当你已经成家立业之后，却突然发现一个真正的他在向你招手。很多时候我们走错了路却不能回头，选择了事业却发现并非所爱，生在富贵里想去体会穷人的满足，生在贫困却不知道富人的烦恼，我们经常的做梦，却总是难以醒来，经常的幻想却总是难以实现，经常的抱怨，却总是不去努力，经常的计划，却总是没有勇于实践，不喜欢读书，却不得不为了文凭奔波，不喜欢运动，却难以忍受一身赘肉，不喜欢言谈，却必须去推销自己，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可惜死不起的我们，却必须坚强的活着，既然大家都很无奈，那就互相的无奈下去，看看谁能够在无奈之中活的更加精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在互相比拼，看谁能够承受得更多吗？
　　10、人生本是磨难，在自己的哭声中降临世界，在亲人的哭声中与世长辞，拥有与失去只是一念之差，得到了财富却失去了亲情，得到了智慧却失去了快乐，实现了梦想却失去了健康。每一个生命都有残缺，不必做太多比较，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做完全统一，物竞天择，未必强者生存，宽心接受享受美好过程！
　　11、爱情好比手中的香烟，很多时候都仅仅用来驱赶寂寞，再好的烟抽到最后总会扔掉，可无论什么烟，抽久拉总会上瘾！！！
　　12、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13、看一个女人是否真的爱你，要看你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她是不是愿意与你相伴相随；看一个男人是否真的爱你，要看他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还是不是还对你呵护备至。 

海归张朝阳精神危机:什么都有,居然这么痛苦

http://www.creaders.net  2013-03-05 10:31:11  科技世界  [12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张朝阳接受访谈如是说。

“我觉得我出问题了，我是真的什么都有，但是我居然这么痛苦。幸福跟钱的多少真的是没关系。”经过一年多的“闭关”，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在接受《杨澜访谈录》专访时首次披露内心的精神危机。

　　2012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群雄逐鹿、硝烟四起，然而正在行业争夺的激烈时刻，“互联网老兵”张朝阳却远离企业管理和公众视线长达一年之久。

　　2013年1月，张朝阳重新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他在一条微博中说：“闭关一年多，重新进入地球，发现三件事，1.人人都在用微信。2.人人都在说好声音以及梁博等对我来说陌生的名字。3.好像是开了十八大，民心从骂街和用脚投票变成了建设性和拭目以待，改革开放好像又时髦了。”

　　媒体追捧让我膨胀

　　张朝阳用“悲催”来形容他的2012年，他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

　　“脑子里总是有某些虚妄的想法赶不走，这些想法非常恐怖。”张朝阳说，以前用脑过度，导致脑子出现一些死循环，对与人交往产生了某种恐惧。这些恐惧没有办法描述，难以言说。

　　在他看来，早年成功之后不断被媒体、周围人追捧，导致了对自我的成功管理出现问题。“成功者往往什么东西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图走，我变得更加完美主义者，想要控制事情的结果，甚至认为我可以活到150岁。”

　　“大约2年前开始，我觉得我出问题了，怎么可以这样想，而且自己没办法克服。这导致我工作时总是出于忐忑不安的状态，因此我跟团队说我不能工作了，必须去解决我的问题。”张朝阳透露，他曾尝试去美国找心理医生、大量阅读心理精神类书籍，同时尝试在东方哲学中寻找自己焦虑的原因。

　　张朝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有钱有有名的第一人”来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有钱而且是阳光财富，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于新兴产业，是将互联网带进中国的第一人，受到大量的媒体吹捧，滋养了虚荣和自我的膨胀。“表面上我还很谦和，但实际上我非常地傲慢。”

　　张朝阳年近半百却一直没有结婚生子，这让他感到更加孤独。他说，“我并不抵触婚姻，也不是不喜欢小孩，只不过是因为名气越来越大，突然发现我不用结婚了。不过，我已经开始改变，不会再试图抵触传统的习俗。”

　　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

　　谈到自己的事业，张朝阳用“备受煎熬”来形容这些年的经历。他回忆说，从1996年融资时就非常困难，四处奔走。1999年，新浪崛起，迅速超越搜狐，当时董事会不信任他，随时可能会换CEO。2000年，新浪成功上市，搜狐还遥遥无期，直到上市的最后关头还差点没上去。

　　“在与董事会复杂的斗争中，我学会了权术，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对利益关系有清醒认识的人。我的生活充满了竞争、危机和压力。远非外人所见的风光和得意，其中的坚信和孤独只有一个人默默承受。”张朝阳说。

　　张朝阳用李彦宏举例，百度要融资时可以用搜狐的成功做为例子，因此李彦宏的投资人都允许他先不赚钱，把搜索做好后再盈利，而搜狐当时的投资人不懂互联网，对盈利特别看重，导致搜狐只能“哪有商业模式去哪”。

　　张朝阳总结说，闭关结束后有三个变化，接地气、谦卑、幸福观。“以前我曾认为别人接近我都是有目的的，很少理睬那些主动接近我的人。现在我彻底变了，生命中每一分钟都是很有意义的，那一时刻遇到那个人跟你说话，一定是有意义的，他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以前我曾经认为，越有钱，越有名气，就越幸福。但是经过这两年的闭关，我认为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越有钱、越成功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往往更容易让你陷入精神的痛苦。”张朝阳最后说。

Apple’s and Google’s Stock Prices Are Mirror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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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pple’s and Google’s Stock Prices Are Mirror Images

Published on March 4, 2013 
by Liz Gannes

While Apple’s stock declines, Google’s stock keeps zooming the other way.

If you go back six months, changes in the two companies’ share prices seem to be almost in lockstep, but head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Overall, Google is up 20.6 percent, while Apple is down 37.8 percent.

As of today, at a market cap of $400 billion, Apple is no longer the most valuable company in the world. Google, meanwhile, hit an all-time high of $822.84, closing the day at $821.50 for a gain of 1.9 percent.

P.S. Explaining stock fluctuations over months-long periods is a messy game, so let’s not go there, but there was a nice bit of discussion over the weekend about open vs. closed — and to some extent Google vs. Apple — here, here an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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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是李安生命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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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和林惠嘉伊利诺大学同学，恋爱5年之后，二人于1983年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据李安回忆，婚后戏剧电影系毕业的自己却际遇无常、一事无成，过了整整6年全职“家庭煮夫”，全靠薪水微薄的妻子养着。李安一度想放弃电影事业从事电脑行业，不过在妻子的鼓励下，自己还是坚持了下去。

　　“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李安成名后，妻子告诉他了自己支持他的缘由。有网友评论称，如今功成名就的李安,谁会想到“没有林惠嘉养家的6年,也许世界将失去一个导演李安,而得到一个程序员李安”。

　　除了李安在妻的支持下坚持成大导演的往事，雷锋网创始人@林军在微博上分享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哥们，创业前三年，一直没收入，也不给自己发薪水，但每个月初，上衣口袋妻子都会塞给其1000大洋，今日哥们身家过亿，但每个月妻子依旧会给丈夫这1000大洋。夫妻两人都不提这个事情，但两人的感情和新婚无别。”

　　网友评论：

　　@大号救生圈-孙靖：在这个媒体不断唆使女人如何更加矫情、会计化地对待婚姻选择和变得花样折磨男人的年代，女人们的确该好好反省，别哭着喊着感觉上天对自己不公，感觉自我各方面条件优秀却遇不到优秀的男人，扪心自问是否已经毁过N支蓝筹股，资本市场已经对你打上了“资本毒药”的标签，你却浑然不知。

　　@金错刀:老婆是最大的天使。

　　@Ian王欢:大部分的男人的成功只是成就自己;大部分的女人的成功要不是成就自己，要不就是成就男人。所以相比而言，女人更伟大。

　　@ANU_CAIS_LXY：「感动了一下」再坚强、再强大的男人也会有觉得压力和负担很沉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能有那来自温柔深处的支持，真正的支持，那份感动，恐怕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那些抱怨男人越来越不爱自己的女人们，你们是否反省过自己?除了任性和索取外，有别的吗?

　　以下为李安的回忆短文《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的话不超过100句!

　　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6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从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

　　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煳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的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袋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筒。

　　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由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你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50岁以上农民工破3600万 中国养老问题将爆发

50岁以上农民工破3600万 中国养老问题将爆发

http://www.creaders.net  2013-02-25 20:20:30  新华报业网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555119&id=1237436&dcid=44

　　2月17日(正月初八)，农民工返城高峰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再次来到全国第一劳务大县重庆开县。

这已是记者连续第五年走进开县的典型打工村团凤村，体验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变迁。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人口165万，常年外出务工者达55万人。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

　　今年，本报将目光聚焦在50岁以上的“高龄”与“超龄”农民工(基本涵盖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关注这一3600万人群体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

　　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19人中只有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赡养。新农保缴费标准共分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次。

　　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接受采访时表示，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困局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养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

　　据袁万祥介绍，2008年国家几个部委来开县调研农民工问题时，开县就曾提出，农民工福利短缺，日后养老问题严峻。不过，开县目前还没有对50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监测与抽样调查，当然也就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今年开县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59岁的谢国万蹲坐在家门口，嘴里念叨着“我老了，没用了”，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再次南下广州的建筑工地。

　　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

　　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

　　自2009年始，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

　　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然而，“卖苦力”终会有枯竭的一天，谢国万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多久，1小时的采访中，他长叹了5次，不停地吐着烟圈。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

　　一个人的22年打工生涯

　　从最初月薪300元到现在日薪100元，谢国万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4年前接受采访时，行动敏捷看不出是55岁的人，如今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落了大半。

　　早在1980年代，团凤村的村民们就掀起了南下广东的打工浪潮。

　　谢国万是1990年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海南省，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工资300元/月。

　　1995年，谢国万离开了海南岛，跟着老乡来到深圳，还是做普工卖苦力，包住不包吃，月薪涨到了1000元/月。

　　10多年来，谢国万一直扎根广东，打工收入上升缓慢，直到2010年才迎来一波“大涨”：工资涨到了80元/天，包吃住，有时一个月干40个工 (算上加班)，月赚3200元;前两年更是涨到了100元/天，加班则是150元/天。谢国万说，银行户头里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

　　2009年正月十四，早报记者在团凤村村口第一次见到了谢国万，当时他55岁，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戴一灰色“前进帽”，与早报记者打招唿时，“嗖”的一下就从老乡的摩托车上跳了下来。

　　但4年后，谢国万看上去衰老了许多。他佝偻着腰，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也因2012年的一场脓疮脱落大半;岁月的痕迹印在了他的面额，笑起来皱纹紧缩，犹如一个核桃。

　　22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压垮了他的身体，只有在与人握手时，他的手掌传递出“还有干活的力气”。

　　谢国万不服老。“我干体力活现在还撑得住。”他抡了抡臂膀说，“你看，我的体格还过得去。”他很在意自己的“秃顶”，逢人就解释，“我的头发不是自然脱的，是去年生过一次病才这样的。”

　　一双黄胶鞋，一套耐脏的衣裤，谢国万这身行头，显示出他还是个可以随时“上阵干活”的人。谢国万说，已穿了5年的上衣是40元买的，穿了4年的裤子25元买的，脚下的黄胶鞋20元一双，一年至少要换3双，“建筑工地最耗鞋，去年就换了4双。”

　　不过，谢国万还是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并注意挑些轻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开县务工，但连续两年走访了开县数家建筑工地后，还是发现自己不适合返回家乡。原因只有一个：开县工程队配备的机器设备不全，需要拼真力气的活计太多。

　　在采访中，村里人提起谢国万就会露出同情的目光，称“59岁了还上工地，不是一般的苦”。但谢国万不以为意，并称，“我还不算最老的，身边的打工者中，与我年龄相仿的不下10人，60岁以上的都有好几个。”

　　第二天，在团凤村一处40米高的山坡上，记者碰到了扛着锄头的李家定。65岁的李家定去年在深圳的一建筑工地干杂活，月入3000元。他已决定今年继续南下广东“卖苦力”。

　　一个村的“超龄”务工现象

　　团凤村共有3086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岁的“就有50多人”。该村今年1月的统计显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96人。

　　据开县公安局2013年1月17日的数据，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而团凤村最新的统计显示：18-35岁的有724人，35-60岁的有1157人;在劳动年龄内的人群中，35-59岁是绝对主力，超过了60%。

　　“村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多，与谢国万相仿的有一大把。”村民廖玉翠说。2月18日，团凤村村主任谢国祥告诉早报记者，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岁的“就有50多人”。

　　在团凤村外出打工人员的描述中，打工是个体力活，要抡得起大锤，扛得住钢筋，还要熬得住时间。在陈苏林等村民的记忆里，村里是年轻人外出打工，年长者在家守护着农田与小孩。

　　然而，20多年过去了，这一“布局”已悄然改变，曾经的壮小伙慢慢变老，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龄一直蹿高，而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人数也在飙升。

　　4年来，记者目睹了易兴合、扈立坤、唐昌六、李先福等村民由40岁迈入了50俱乐部，也见证了陈立春、陈龙源、向可平等村民由50多岁步入花甲。不变的是，他们依旧像候鸟一样，每年都外出打工。

　　团凤村一份2013年1月的统计表显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不到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8人，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96人。

　　所谓“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分界线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团凤村村委会文书罗建国说，196名“超龄”劳动的，此前基本都在家里务农、养鸡鸭。

　　早报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有5人。

　　谢国万与李家定说，人上了年纪，体力下降是肯定的，这个年纪干体力活，比较容易发生磕碰。那么，老板对“高龄”、“超龄”员工的年纪不忌惮吗?

　　57岁的陈四九提起这个问题直皱眉头：“唉，我就在烦恼这个事，工头老是说我的年龄大了，跟我说到了60岁就不让我做了。”就在2011年，时年61岁的陈立春在广东直接被劝回了开县。

　　“当然是在意的了。”谢国万说，老板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当然是想招聘那些力气足又肯踏实干活的人;不过，老板选人并不是只看体力，也看人品，“那些干活认真，肯吃苦的人，即使干活慢一点，老板也会喜欢。现在的老板最怕招进那些干几天就跑路的年轻人。”

　　在团凤村，谢国万、向可平、李井兴等人就因踏实肯干，才获得老板的认可。向可平和谢国万告诉早报记者，工头今年主动邀请他们继续外出打工，并承诺“工资不会比2012年低，也不会比年轻人少”。

　　不幸的是，也有“超龄”农民工倒在了异乡。2012年，62岁的村民陈昌全在新疆突发脑溢血，医疗费花了好几万元，“花光了打工的所有积蓄”。如今虽已基本康复，但他26年的外出打工生涯也基本宣告结束。

　　一群人的“退休”养老隐忧

　　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为何60岁左右了还要像小年轻一样外出打工?

　　“不打工，哪来的钱供儿子读大学?”为了供20岁的儿子读大学，63岁的向可平依旧在工地挥洒着血汗。向可平早年丧父，家庭生活贫困，1980 年代，50元的提亲费都拿不出来，直到37岁才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儿女。如今，23岁的女儿已成家，20岁的儿子在湖南株洲读大学。

　　2010年，向可平就已步入60岁老人行列，每月领取80元养老金。然而，20多年的打工积蓄仍不足以供儿子读完大学，于是“咬咬牙，继续外出打工”。

　　2012年以前，向可平一直在广东湛江的建筑工地。不过，为了每天多赚30元，2012年2月，他毅然从温暖的广东跑到了东北辽宁，他说“辽宁 3月还飞雪，冬天风吹刺骨，刷牙都冻口”。就这样，他用130元/天的苦力钱，赚来了儿子2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掏8800元为儿子买了电脑。

　　每当提起儿子，向可平褶皱的面颊就会挂满笑容。他说现在搅拌混凝土的工作还能“撑得住”，等2016年儿子大学本科毕业了，就可以不出去打工了。不过，那时他已66岁了。

　　团凤村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7200元，外工经济所占比例高达80%。早报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谢国万膝下无儿女，“趁着还能干得动，就多攒点积蓄养老”;李家定说儿子只是保安，女儿闹离婚，“根本指望不上他们”;而50岁的李先福在惆怅，女儿17岁儿子才11岁，“日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64岁的陈龙源说，儿女们现在日子都过得紧巴，“我能多干一点是一点”……

　　但也有一部分是“闲不住的”。

　　61岁的陈立春育有两子一女，3个儿女都在做皮鞋生意，早已成家置业且生意兴隆，但陈立春却一直坚持在建筑工地卖苦力。他告诉早报记者，呆在家里没事做，闲不住。除了打工，他还和老伴在家里养了一头猪、4只鸡、5只鸭、6只兔子和5只羊。

　　记者调查发现，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只有陈龙源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3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除了80元/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一代人的“养老保险”期望

　　陈龙源所在的公司自2000年起就给他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可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而据多位50岁以上农民介绍，团凤村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等，未能享受到陈龙源的待遇。

　　在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似乎都喜欢笑，但笑容的背后更多的却是凄凉。

　　谢国万与人打招唿时，总是迎着笑脸，问“吃饭了没有”。但与他长聊下去，更多的却是感叹。他后悔第一个老婆跑掉后没有立即再婚，结果耽误了生儿育女的大事，现在只能与比他年长5岁的老伴相依为命。

　　2月19日，向可平笑着把记者迎进了屋。这是一幢建于1996年的二层砖房，但至今都是“清水房”。采访中，他一直唠叨着人生的两大遗憾：未能赚足钱装修房子;儿子2016年毕业后找工作、结婚的事情都帮不上忙了。

　　李家定以前是村里的计生干部，2002年“退休”。不过，2009年他在过完62岁大寿后，便南下深圳打工。一般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老了回村养老，而他却恰恰相反，年轻时在家，62岁了才挤火车外出打工。他现在遗憾未能把儿女们培养得有“一技之长”，没法安心在家养老。

　　60岁的李井兴今年春节回来7天就吵着要去深圳打工。2012年他在深圳一建筑工地，2500元/月。儿子李运销每月能赚3000元/月，但要抚养3个孩子“生活有些困难”。为此，李井兴4年前(56岁)开始出去打工。

　　57岁的赖纯丙，因患了虫牙，2012年底牙齿掉得只剩下5颗。今年春节期间，他花了2000元补上了20颗。村民说，如今“他喜欢大声说话和开口大笑，这样可以露出两排小白牙”。

　　赖纯丙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小孩，穿着小青年酷爱的白色休闲型运动鞋，却穿着板正的西裤，上身套着一件棉袄。赖纯丙头发乌黑还上翘，看似在理发店染过，但他坚称是“自然黑”。

　　有村民说赖纯丙“人老，心不老”，自10多年前爱人过世后，他就一直想再找个老伴。但他始终没有如愿，他告诉早报记者：挣不了几个钱，别人看不上。　　而提起李先林和陈龙源，谢国万等人脸上都写满了羡慕。

　　陈龙源虽然64岁了还在为生计打工，但他今年7月后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了。而55岁的李先林，则教育出来了能赚钱的儿女，今年正式宣布“退休”，住在儿子家看孩子。

　　陈龙源告诉记者，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打工，月薪虽然不高(最高时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开始给他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据谢国万等人所述，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着小包工头做事，未能享受到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 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

　　谢国祥告诉记者，农民工丧失劳动力返回家乡后，80元/月的新农保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度日。

　　近年来，已有多名学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传统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较为常见。

　　据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介绍，数据显示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达到40%。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开县今年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执行不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从目前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来看，最需要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的，就是农民工群体;但总的来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群体有个特殊的特征，就是高流动性。

　　郑秉文指出，近年来，国家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建立了一些规则，但是执行的比例不高。此外，现在还处于手工转接阶段，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养老制度平台和网络，不像银行那样便捷。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十分尖锐。

　　郑秉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把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流管理的统筹层次真正提高到省一级来;第二步，有条件的时候，应该把它提高到全国的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仅为17.8%、19.7%、10.4%和28.0%(按全国农民工总数2.5亿人计算)，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

　　“农民工社保维权案难获受理”

　　“农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表示，第一代农民工现在老了，已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却基本处于“没人要、没人管”的窘境，权益得不到保障。

　　以前重庆主要强调外出农民工给重庆带回来了多少钱，做出了哪些贡献。近年来，重庆市开始重视农民工在外的权益。前几年重庆市委研究室成立了一个专题处，其中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外出农民工的权益和维权状况。周立太说，专题处的一名负责人曾找过他了解过相关情况。后来，课题组专门派人到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输入地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农民工在外权益令人遗憾。

　　周立太告诉记者，农民工在社保问题上维权艰难，他与同行代理的农民工社保维权案，多年来均得不到法院的受理。“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保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多年来各地政府没有重视社保，如果把这个矛盾转嫁到法院受理的话，法院无法承受这个压力。”周立太说。邱萧芜于松

http://movies.yahoo.com/blogs/2013-oscars/ben-affleck-reborn-oscar-gigli-oscar-063738507.html

Affleck wins Oscar, humbles himself in speech

Ben Affleck taking home the Oscar for Best Picture for "Argo" came as no surprise. In fact, the win marks pretty familiar territory for Affleck, who has come full circle back to being an Academy Awards darling after a handful of wrong (and some really wrong) turns in his life and career.

Affleck was first on the Oscar stage 15 years ago, when he and Matt Damon won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for "Good Will Hunting." Affleck was 25 at the time, already with a few decent film credits under his, and filled with a certain youthful exuberance.

Or, some might say, cockiness.

"There's no way we're doing this in less than 20 seconds," said Affleck after he and Damon were handed their statuettes by Jack Lemmon and Walter Matthau. Affleck then proceeded to frantically thank everyone involved with the film, as well as his and Damon's respective mothers and even "Cuba Gooding Jr. for showing us how to do an acceptance speech."

Affleck's excitement was perceived by many as too brash -- he barely let Damon get a word in edgewise. While it jumpstarted a lucrative acting career ("Armageddon," "Pearl Harbor," and "Daredevil"), Affleck soon found himself fronting reviled disasters like "Gigli" and "Jersey Girl" … and caught in a whirlwind tabloid romance with Jennifer Lopez that all but destroyed his credibility and made him a punchline.

He and Lopez didn't last. They called it quits just before they were scheduled to wed in 2004.

And then, after quietly marrying "Daredevil" costar Jennifer Garner the following year, Affleck's career took a major turn.

He reinvented himself as a director, making his debut behind the camera with the critically hailed Boston-set crime drama "Gone Baby Gone" (2007), which scored a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nomination for Amy Ryan. After his well-received turn as a morally compromised congressman opposite Russell Crowe in "State of Play" (2009), Affleck starred in and directed 2010's "The Town", a Beantown-based bank heist thriller. The film was a hit with both audiences and critics, earning an Oscar nod for Jeremy Renner.

Which brings us to tonight as "Argo." Snubbed in the Best Director race, Affleck found himself on the Oscar stage delivering his first acceptance speech in 15 years as a co-producer of the Best Picture winner.

The older, wiser, humbler, battle-scarred Affleck once again tried to ramble through a list of every single person who worked on the film, showing that he's still got some of that youthful excitement. But he calmed down and choked up when he mentioned his wife and children, closing his speech on an emotional note.

"I'd just like to say, I was here 15 years ago or something and I had no idea what I was doing. I stood out here in front of you all and really just a kid. I went out and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be back here.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than you think you possibly can," said a breathless Affleck, near tears. "You can't hold grudges -- it's hard, but you can't hold grudges. And it doesn't matter how you get knocked down in life; that's going happen. All that matters is you've got to get up."

And so ends the reign of "Argo" during this year's awards season. Bu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for the rebooted Ben Affleck, who will next be seen on screen in Terrence Malick's "To the Wonder," opening April 12, in "Runner, Runner," a crime thriller costarring Justin Timberlake and Gemma Arterton set to hit theaters on September 27. As for his next directing gig, nothing's been officially announced yet -- though we're sure there are many more excited and emotional acceptance speeches to come.

青春期孩子的叛逆

http://blog.creaders.net/handaimigua/user_blog_diary.php?did=140058

青春期孩子的叛逆。

我自己也有过青春期，我时常地回想当年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当年的我不希望被父母怎样对待，那么今天，我也会尽力避免让女儿再经历自己不想经历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谓的青春期叛逆，我认为是孩子在经历了对父母信服和崇拜的的孩童时期之后，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综合作用之下产生了自己的价值观，开始反省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孩子从没有自我意识到自我意识产生的过程，是孩子成长的标志，父母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而不是要求孩子成为自己的复制品，事事顺从自己，同意自己，稍有不同，便大发雷霆。

条条道路通罗马。父亲是共和党，儿子是民主党；父亲是保守派，儿子是激进派，这都是正常的，常有的事。孩子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哪怕摔跟头也是他们自己的跟头，做父母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送上一杯热茶或者咖啡，做他们坚强的后盾。

通常做父母的，关注孩子的冷暖远远地超过关注孩子的心灵。做父母的，要认识到我们人类不仅仅长着嘴巴，还长着耳朵。我们对孩子的教养，不仅仅是灌输，还要学会倾听。

我跟女儿的关系，从多伦多搬到卡尔加里应该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那时候她跟着父亲先搬了过来，我留在多伦多处理一些后续的事情，一个月之后才过去团聚。女儿当时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到很震惊——她说，你不要来了，我跟我爸过得蛮好的，你一来就吵架，就冲我吼。

我像是遭到当头一棒，感到自己做母亲的失败，开始检讨自己的教养方式。到了卡尔加里以后，我跟女儿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谈。我们分别谈了对对方的期望，不喜欢对方怎样的说话方式。这里我要感谢我加入的反家暴群组。我说过，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带着很强烈的施虐性倾向。比如我们的民俗里，称呼配偶是杀千刀的，冤家等等。当家人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开口说话带着指责的口气。自从我加入了反家暴群组，我对照那些施虐者的特征，小心翼翼地检讨着自己和家人的相处方式，尽量避免那些负面的，指责性的言辞。

指责于事无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先确认当事人的安全，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终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不是吗？

这样，女儿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一旦遇到什么难题，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喜欢跟我说，因为她知道我不会指责她批评她，而是坐下来跟她一起想办法，给她建议，帮她解决问题。她想做什么事，我从来不会嘲笑她异想天开，或者告诉她你干不成，干脆别试。就算是她有些什么观点与我不同，我也不会用母亲的权威去压迫她无条件地服从我。

我最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这是你的生活，你做选择。

她从我这里得到的总是鼓励和关怀，这样的话，她还会有什么心里话不愿意对我说呢？

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聊天，她问我：“你孩子带起来累吧？”

我说：“不累。她已经17岁了，我基本上半解放。”

朋友又关切地问：“17岁啊，叛逆起来也够呛吧？”

我想了想，说：“好像也没怎么叛逆。我俩像朋友一样。有一阵她老说我做饭不好吃，气得我够呛，我就去问她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她说——Mom，Teenage suppose to be rebelling. But I| have nothing to rebel you, the only thing I can pick is your cooking.(妈妈，青春期的孩子就应该是叛逆的。我实在没啥好叛逆的，只好挑你饭菜的毛病了）。”

哈哈，为了叛逆而叛逆，也算是天方夜谭。